在批判明朝税赋制度基础上，杨麟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税赋革新。
可以说自从穿越以来，自从成为市掾（市场管理人员，保长）以来，杨麟就对大明王朝税赋制度进行革新。
在成为地保（市掾）以来，特别署理知县知州之后，在地方建立乡公所，将过去豪绅承包的地方商赋征收权收回，如此不但加强地方治理，更重要的是每个乡可增加数百两银子收入。
在成为知县知州以后，整顿地方关赋（过去货物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需要缴纳关赋）。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但在古人那简直石破天惊。
现在看杨麟耐不住寂寞，准备征收盐赋、矿赋、所得赋等税额，御史出身的钱邦芑坐卧不住道：“大人，老夫认为桑弘羊也不如你啊，你自从主政以来，虽然不再摊派，虽然田赋按照清丈后土地缴纳，但其他方面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我大明过去施行官绅共治，商赋由地方官绅代收，你成为地方官之后建立乡公所，收回商赋承包，自己征收。
大人，你种种行为，虽然于国于民大有裨益，但毕竟损坏地方豪绅利益啊。现在地方上有人就在编排讥讽，说你成为父母官之后，虽然老百姓税收低了，但收刮地方更猛了啊。”
杨麟呵呵笑道：“钱御史言重了，地方商赋过去被地方豪绅无赖把持，老百姓不但要看这些地方豪绅无赖眼色，而且缴纳的钱粮比过去少很多啊。
钱御史，那些地方豪绅地痞无赖无识事实，编排污蔑，难道你也真的这样认为吗？”
钱邦芑涨红脸，摇摇头道：“大人，我当然不这样认为，我只是担心大家已是片刻适应不了啊。
说句实话，在这之前老夫对建立乡公所，收回地方商赋蛮有意见，认为有违我大明仁政之举。
但现在看来中间被官僚地痞无赖贪墨如此之多，当然要全力革除啊。
大人，我只是担心你年轻气盛，担心欲速不达啊。
你看看，你现在要征收盐赋、矿赋、所得赋，是不是要求太过急迫了？”
旁边掌管钱粮的同知范文光则有主意，劝诫道：“钱御史，大家都知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在乱世之中不但杀戮甚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府钱粮征收甚急啊。
自辽东事变以来，朝廷征收三饷，大家不是不知道其中危害，可以说饮鸩止渴，但迫于无奈还是只得执行，为何？
打仗需要钱，安抚流民需要钱。
两害相权取其轻，过去朝廷将税赋全部摊派给黎民黔首，而大人的做法则不相同，大人是减轻老百姓负担，而开源节流，而向豪门大户征收税额。
建立乡公所，乡公所作为衙门派出机构直接征收税赋，就是将过去被地方豪绅地痞无赖贪墨的钱粮征收上来。
征收盐赋、征收矿赋、征收所得赋，就是向豪门大户征收钱粮啊。”
钱邦芑想了想，长叹道：“话虽如此，但我大明向来主张仁政，地方施行官绅共治，老夫担心如此惹得地方官绅反对啊。”
杨麟哈哈大笑道：“反对，怎么反对？大家又没有贪污，怕什么怕？
现在朝廷加派三饷，地方层层摊派，我想如果太祖在世看到这些所谓仁政会将主持的官员一个个抓来剥皮萱草。
再说了我们采取分成法，两成赋税返回各个州县，其中一成用于地方建设，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一成用于官府开支。
另外八成，大多数也通过发放军饷，抚恤遗孤等方式返还给普通老百姓，这，这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现在兵荒马乱的，别的地方逼迫那些穷苦老百姓，而我们则将那些本来应该属于朝廷，属于官府的赋税从贪官污吏那里，从奸商那里拿回来，返回给老百姓，大家说说，我何罪之有？”
钱邦芑叹息道：“大人啊，你，你总有理由，罢了，罢了，若真的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若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又反对什么呢？
到时候平定匪乱，朝廷怪罪，杀头我们陪大人就是了。只要问心无愧，我们何罪之有呢？”
杨麟当即提出，年收入超过两百两纹银的家庭或者个人，超过部分，征收1成的赋税，也就是所得税。
对年产值超过200两纹银的矿场（包括盐矿，煤矿，铁矿），超过部分，额外征收一成五的矿赋。（商赋不过5厘，即5。）
杨麟简单估计，盐引、所得税、矿赋征收，每年可多增加十二万两纹银（盐引八万，矿赋三万，所得税一万），如此可大大缓解财政压力。
钱邦芑、赵司炫等人虽然颇有微辞，明明从贪官那里，从整治卫所那里搞来三十万两纹银，现在居然搞这些新税种，巧取豪夺，攫取民脂民膏。
范文光等人则目瞪口呆，大家一个个绞尽脑筋，有的更是白了头，想不到这样轻易的解决。
义勇军整编扩张势在必行，到时候用钱的地方非常多，若不开源节流的话，到时候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有了钱，虽然是未来的，是纸面上的，杨麟则显得意气风发，开始大手大脚的花钱。
这不，五天后，在烈士安葬仪式上，看着漫山新建的坟堆，杨麟宣布，所有战死者，不论是义勇军将士，还是地方民团，或是地方民壮，都可以获得20两纹银的抚恤（过去抚恤不过5两纹银）。
所有战死者，在父母健在之时，在小孩成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