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些奴仆相比较先秦时期的奴隶比较自由一些，生活待遇也能稍微高一点，但是本质上却没有多少改变。
蓄奴制度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大量的人口变成了把奴仆，就等于朝廷失去了大量的收税人口，这必然会给朝廷的财政收入带来极大的影响。
再者，由于封建王朝对于官绅勋贵士子阶层施行免税减税等政策，这就导致了这些人家里阡陌连片，无数的农夫在为他们耕作，但是却不用给朝廷缴纳田税，或者是缴纳了一点点的田税，朝廷的财政收入必然损失巨大。
另外，大量的人口变成奴仆，极大的影响了朝廷征兵的工作。由于士兵往往都是从良家子之中招募，但是大量原本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因为各种缘故失去了土地，卖身给大户成为奴仆，朝廷可用之兵自然就少了许多。
这也是为何在明朝中后期军队中家丁制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征不到足够的兵员，只能把军饷拨给那些将领自己去想办法。这些将领们拿到钱之后必然会把朝廷的军饷用来武装对自己忠诚度最高的家丁。
这些家丁们吃得好，装备也好，忠心的对象只有将领，并非朝廷。
家丁们在作战的时候往往成为了战场上的主战力量，他们的表现往往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关键。
如果打赢了，将领升官，家丁们也会得到更多的赏赐，所以他们作战往往非常勇敢。
将领们升官之后，也会拿出更多的投入来武装自己的家丁，这也最终导致了朝廷对于地方的掌控力越来越差，各个掌握兵权的将领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譬如吴三桂的关宁军其实就是他的家丁，还有南明小朝廷的江北四镇同样也是军阀。
另外还有盘踞在武昌的左良玉更是一个大军阀。
再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明末江南一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诞生，工商业相当的发达。
但是因为大量人口成为了奴仆，所以必然会影响到那些作坊的生产效率以及华夏内部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内需不足。
这就又从另一个层面上限制了明末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些都是从宏观的朝廷统治秩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的，再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蓄奴制度从人性上来讲是对人性的摧残禁锢和压制，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再往大了方面说，对于整个民族的精气神都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和危害。明朝中后期整个民族精神的萎靡呆板，蓄奴制度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三人商议完这件事后，傅建道沉声道：“殿下，臣下去之后就立刻张贴王命与城门及城中各处热闹之处，限定城中蓄奴人家必须七天之内全部遣散家中奴仆，并且交出他们卖身契。那些勋贵们肯定不会主动遣散奴仆的，到时候咱们用他们开刀也就名正言顺了。只是选择哪一家先开刀会比较好一地？”
沉墨看向项元忠：“元忠以前是锦衣卫百户，对于京城的这些大明勋贵们想必更加了解。你说说看谁家更适合当那个被杀的鸡。”
项元忠想了想道：“殿下，傅长史，臣以为英国公府最合适。”
第一代英国公张辅，是当时跟着朱棣一起靖难的名将张玉的儿子。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黄子澄、齐泰杀燕王之事泄露后，朱棣起兵“靖难”召集张玉、朱能守卫王府。后下令夺取北平城，大将张玉率兵乘夜攻进北平九门，占领北平城。
同年八月，建文派老将军耿炳文至真定会战朱棣。朱棣谴张玉侦察敌情，张玉口出狂言。言敌军纪律涣散，打败他们易如反掌，朱棣许之。
战役中，朱棣领数千人从城西南侧击，张玉、朱能、潭渊从正面勐攻。两面夹击大败耿炳文。史称真定之战。张玉后历经数十战役，成为朱棣麾下第一战将。
东昌之战中，朱棣攻盛庸东侧，不料进入伏击圈，突围中被盛庸包围。张玉、朱能率亲兵向南军包围勐冲救主。朱能负责救朱棣；张玉负责引开敌军，这一引就没再回来。朱能成功救出朱棣。但杀红眼的南军怎甘心煮熟的鸭子飞了，于是向张玉勐攻。张玉力竭而死。
此战北军（朱棣方）元气大伤、士气不振。为了鼓舞士气，朱棣拿张玉做文章：亲自为其主持追悼会，为其亲写悼文。
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追封荣国公、河间王。长子张辅初封信安伯、新城侯，后代替途中去世的朱能率数万军队平定安南叛乱，遂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土木堡事变中死于乱军。
现在这个英国公叫做张世泽，是第九代英国公。
英国公府在明朝可以算是地位最稳固的一个勋贵，哪怕是在刘瑾好魏忠贤这两个死太监专政弄权的时候也没有动他们，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可以说，英国公就是大明两京十三省的勋贵之首，意见代表。
所以，只要先收拾了英国公府，其他的勋贵们自然就明白了齐王这把刀有多利了。
听完了项元忠的介绍，沉墨点点头道：“那就拿这个英国公开刀。还有，注意一下那些出价购买这些勋贵祖宅的人，查一下他们的底细。这些人能在李自成和满清两次搜刮下还能有余钱来购买豪宅，显然也不是一般人。”
项元忠点头领命，但是又犹豫了一下说道：“其实殿下完全可以下一道王命，直接抄没这些勋贵的祖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