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时间里,陈强使用了各种方法去奔跑,但是任务完成度依旧是0。

陈强百分百能够确定,自己跑动的距离绝对远远的超过了一万米,可那0的任务完成度却告诉他,白跑了!

陈强有些气馁,既然任务完成度没有半点增长,他也没有继续跑下去,而是在这片区域瞎转悠起来。

一个个的体育场馆走下了,陈强基本熟悉了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积分,他一个场馆都进不去。

所有的体育场馆都是大门紧闭,每次推门,那冰冷的声音总是会提醒他积分不足,无法使用。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陈强有些郁闷,他无奈的回到了中间那个指示牌处,然后看到了其中一个方向是出口的指示标识。

“出口,是离开这里么?”陈强顺着那个方向走下去,然后看到了一个路标,上面写着“出口”,指向一条空旷的路,

陈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突然间,陈强猛的一睁眼,赫然发现自己还在那草棚当中,这里依旧是旧上海。

“做梦了,原来那些体育场馆都一场梦!好奇怪的梦,感觉好真实,就像是身临其境!”

陈强长叹一口气,他多么的希望,眼前的这个草棚也是一场梦,他不想待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想回到未来,回到自己的时代。

又过了许久,外面传来了鸡鸣声,拂晓来临,陈强知道,自己该出发了,去迎接第一天的报童生涯。

他拿出了钱,走出了草棚,走上了大路,路过馒头铺是还顺便吃了碗水煮面。

这年头天下虽然不太平,但最近几年也算是没有大的天灾,只要是没有遭兵灾的地方,粮食基本上都算是丰收的。贫苦老百姓依旧是吃不饱肚子,上海这种大城市,粮食还是优先供应。再加上欧美商品大规模流入,互相之间形成了竞争,为了抢夺市场打起了价格战,所以二十年代末期上海的物价并不算贵。

1929年的旧上海,普通大米14元一石,面粉则是3块3一包,一包面粉大概是45斤,面粉制成切面后,卖7分钱一斤,路边摊一碗水煮面也就是用三两的切面,陈强还吃的起。

吃完面条后,陈强便一路小跑,赶往来安里的陈如记,去购进今天的报纸。

旧上海的报纸全都是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中间商就是派报社。

报社或者印刷厂将报纸印好后送到各个派报社去,然后再由派报社进行销售。

派报社除了代送报纸之外,还会将报纸卖给零售商。说简单点,派报社就是大的报贩子,而报摊或者报童就是小报贩子,小报贩子不能直接从报社拿货,只能从大报贩子那里购报。这有点像是一二级分销商的关系。

旧上海有多少派报社,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未必知道,但日本人却知道。根据日本满铁的调查课长佐田弘治郎的调查报告,旧上海主大概有30多家派报社,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地盘,互不侵犯。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来安里的陈如记,西门附近的仲根记,公余里的郑三记等,这些都是旧上海老字号的派报社,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有的已经父承子业传了两三代人。

陈强所去的这家派报社就是来安里的陈如记。

陈如记应该算是当时旧上海最大的派报社了,他们有两间大的分拣仓库,这里不仅能找到上海本埠所有的报纸,还能找到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世界日报》、广州的《民国日报》等外埠的报纸。

之前的陈强当了许久的报童,和陈如记的伙计都熟悉,来到陈如记的分拣仓库后,很快的便挑了七八种的报纸。

背着沉甸甸的报纸走出报社,陈强突然觉得有些心虚,他偷偷摸了摸兜里,那仅有的一块大洋已经变成了身上的报纸,如今兜里只剩下一些饭钱,大概够吃三顿饭的,若是这些报纸卖不掉的话,他第二天就要饿肚子了。

一块多的大洋,其实也没有买到多少份的报纸。

以最著名的《申报》为例,同治十一年《申报》刚刚开办的时候,每份零售价八文钱,光绪四年涨到了每份十文,光绪二十五年又涨到了每份十二文,光绪三十二年的零售价是一分四厘,宣统元年是两分钱,宣统三年变成了三分钱,到了1926年,已经涨到了四分钱一份。

当然,这四分钱是《申报》的零售价,派报社一般都是零售价的五折或者六折拿货,卖给报摊或者报童,则是七五折或者八折。按着八折计算的话,陈强购进一份《申报》需要花费三分二厘,卖四分钱一份,能赚八厘。

一枚大洋是一块钱,全部用来购进申报的话,只能买到31份《申报》。

不过《申报》是当时全国最贵的报纸,张数也是最多的。旧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当时的售价是三分六厘,其他的像是《时报》、《时报新报》要便宜的多,诸如《晶报》这种好几天才出版一期的小报,售价更是便宜。

绝世墨者

此时的田中义一已经被天皇罢免了首相的职位,原因是他对皇姑屯事件的解释前后矛盾,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田中义一打破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天皇和元老势力早就对其不满,于是乎找了个借口将他赶下台。

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田中义一也是坚定的侵略者,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就是时任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在幕后策划的。出兵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也是田中义一的


状态提示:第四章 卖报的艺术--第1页完,继续看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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