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当文明来到现代后，人们发现思想才是一件远比监军更好的武器。思想才能左右军队，而政委无疑是宣扬思想的最好推行者。
在红朝，首先政委本身就必须是坚定的gc主义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危害到军队和国家的；其次他们一旦入伍，那对这个队伍带来的思想宣传，就会提升军队对党的忠诚，加强凝聚力。
军队的军人们在政委的宣传下，成为一名坚定的gc主义拥护者，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是拥有革命理想的战士。政委的最大职责，其实就是赋予每一名战士崇高的理想，让他们明白战斗不只是打打杀杀，战斗是有更崇高目的的。
一个只听命于将军的军队，和一个用共同理想武装起来并组成的军队，谁更有战斗力？谁又更靠得住？
当然，大明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谈主义肯定还太早了，所以得降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调门。gc主义既然还谈不上，那就谈民族主义，谈华夷之辩，谈天下大同。
宣政一职，最大的职责就是教会军官、士兵们民族主义，而在大明搞民族主义，切入点也很好找：就从华夷之辩开始，到天下大同为止！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头的问题其实很复杂。
后世中国人所认知中的“民族”这个词受到很严重的西方影响，其与“国族”等词语的意义经常混淆，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同样常常被混淆。
[注：解释起来太费笔墨了，推荐一下傅正老师的视频，各位可以在b站搜“傅正_”，后缀标题【西方皿煮史0x?傅正】”的系列视频。我忘了是具体哪一集里说到过了，另外请自己把“皿煮”二字改对。以下我书中会默认各位读者都已经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
其实，抛开民族概念的本意、翻译的误差等问题，高务实真正要搞的，其实是一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清末，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中，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老百姓对洋人与朝廷的战争漠不关心。别说主动抵抗了，连勾结洋人在当时的多数普通人看来也并无问题，现代中国人理解中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之中几乎一点也看不到。
偶有地方百姓主动反抗，几乎都是因为洋人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一旦洋人发现并且改正，主动施以小恩小惠，当地人便立刻“原谅”了侵略者，安安分分继续做顺民。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意识没有觉醒，国家认同并不存在。
当然，鞑清与大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前面提到过的“国族”。毫无疑问，大明的“国族”是汉族，鞑清的国族是满族。
大明的统治阶级当然也剥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国家体制问题，是封建王朝统治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鞑清的统治则不然，它不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剥削，还有“国族”对“非国族”的剥削，这当然会让人数占据绝大多数的“非国族”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
简单来说，清末普通人坐视朝廷挨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你们平时尽欺负我们，那我们凭什么要在你们挨打的时候帮你们？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要想不出现这种所谓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会出现一个少数“国族”。倘若必须要有一个“国族”，那只能是汉族。
如果还能再努一把力，则最好这个国族的概念还能扩大化一些，变成“中华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经推行了很久的“泛汉族主义”——通过归化户籍制搞出来的“新汉族”。
总而言之，遵循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历史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从清末开始，到红朝建立，再到华夏复兴。这期间有无数学者们在争议相同或类似的话题。有人坚持复兴古礼，有人提倡****，有人要求辩证接纳，有人提出改良创新，相关理论研究能让人看一辈子还看不完。
然而高务实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华沉沦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国没有沉沦，一直都不逊于任何人呢？这些争论恐怕都未必会出现！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既然如此，让东风永远强劲不就好了！
周人为了对抗蛮夷而首创“华夷之辩”，利用“诸夏”团结的力量对抗北方蛮夷的入侵。高务实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团结“诸夏”，集东方之力来对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现在很难说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红夷”会威胁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只能慢慢来。在皇家军事学院中最先推行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军人作为直接与外敌对抗的群体，他们更加能理解这种“我们与你们不同”的思维。
先期通过军事学院推行，往后再通过科举的考题、民间的议论等手段，逐渐改变人们的想法，将原本五花八门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有了对抗的力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