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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七十七章定音

苏油在奏章里边还提到,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其实就是一个共振问题。

这个现象华夏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庄子》里就提到过:“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晋代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张华告诉他:“此盘与洛阳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沈括的试验就更加清晰明了:先将琴或瑟的各弦按平常演奏需要调好,然后剪一些小小的纸人粘在各弦上。当你弹动不夹纸人的某一弦线时,凡是与它共振或者谐振的弦线,其纸人就发生跳跃颤动。

绿箬还进一步发现,凡是发生谐振的弦线,都在音高相同或者相差八度时的弦上。

这就进一步夯实了十二平均律的和弦说,同时也证明了十二平均律实现自由升转调的必然可行性。

这些东西,都在《律吕清要》讲述得非常清楚,士大夫家家都有琴瑟,要证明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六月丙辰,诏书下达:“黄钟,大吕,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

“周乐古器重现,时人新律允合,是乃天人相合,古今一契。”

“太常律吕不谐,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不文,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也!”

“召设议乐局,审调太常钟,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则郑声无由乱雅矣。”

“就太常钟磬王朴、李照、胡瑗所作,及石磬材不少,择其可用者缮之,其不可修者别制。”

“考成新乐,以验议者之术。”

绿箬和王从之因在律吕上的独到见解和著述,让大宋的音乐理论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都得到了赵顼奖赏。

王从之主中太一宫,赐紫服,金带。

绿箬被大宋朝廷册封为思濛乡君。

出身卑微,却靠自己在乐理上的学识和修养,活生生挣得了一份诰命!绿箬,成了大宋女性里边新的传奇。

其实赵顼现在已经不差钱了,更不差铜不差石材,但是苏油的建议还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标准音叉就在那里摆着,将编钟锉一锉,石磬修一修,就能得到标准音。

剩下实在没有的再单独补足,这样的花费不大。

关键是,秋礼,冬日大朝会,都赶得上。

这将是大宋第一套能够实现自由升降转调的礼乐,不少大臣如杨杰,王存,在这一点上还提出了反对。

因为古代先人说用的,乃是三分损益法,他们认为不用三分损益法,就是“有违祖制”。

但是这一点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道理很简单,将十二平均律管一排就明白,那是一道优美的曲线。

而先人们所用的三分损益法律管,排出来的却是直线。

曲线,是自然界中存在最广泛的线条。

日月星辰,江河季风,四季轮回,其运行轨迹,都应该是曲线。

因此十二平均相对于三分损益,明显更加接近“天道”。

选择天道,还是选择祖制,对于如今的宋人士大夫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在他们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复古,真正的祖制,这是上追三代的光辉和伟大。

而且苏油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东西,从理学上来说,叫“误差”。

先人在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平之上,采用三分损益法,那已经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极限。

按照他的解释,在一个圆或者椭圆的轨迹巨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截取其中的一段来看,其实和直线差不多,只存在细微的差异。

古人便是在这个理论的实践上,用三分损益法这个当时最精密的算法,去最大趋近律管的正确发音。

但是先人们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会存在误差的,古往今来无数的论述中,都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从后来的六十律,三百六十律,也能够找到他们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

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地减小音律的误差。

现在的十二平均律,是真正揭示出了乐音的本质,究明其物理,将直线和阶梯状的音高折线,变成了平滑的曲线,得到了更加精准的律音,还实现了自由和谐的转调。

这不是有违祖制,而是对祖制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正是继承了先人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全面继承了先人们总结的乐理,数算,律制;对他们发现的那些现象进行了精准,仔细的研究;引入了更加先进的数学工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祖制中需要继承的,不是那些条条框框,而是其中蕴含的理念和精神。

继承祖制,正是要继承这种宝贵的理念和精神,而不是墨守成规,拘泥文字。

这个观点,引来了更多的大佬如赵抃,司马光,苏颂,范镇纷纷上书论证,大为称赞。

苏油当真厉害,直接端了杨杰,王存之辈的锅,将这个问题的两分逻辑,变成了“让祖制更加合乎天道”的递进逻辑。

最终赵顼认为,苏油的理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经得住推敲的,是得到了如今知识分子精英们普遍认可的,同意按照苏油提议的方案执行。

这是理学的一场巨大的胜利,远比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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