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妓院是公开的买卖，田畹不做，大把人做。既然如此，不如让他做我收钱。
任何时代娱乐业都是最易生钱的行业。
此外，我让锦衣卫介入田畹的妓院，除了监督妓院的收入外，主要目的是收集情报，妓院中蕴藏着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官员贪污的问题。
有了官员贪污的罪证，我不是想宰谁就宰谁，哈！
在明代，如田畹这般外戚被严格的限制在统治层之外，即使为官也只能是虚职。为了加强这种限制，明代的皇后大都出自平民，而且绝不能干涉政事，这使明代从没出现过外戚乱政或“女皇帝”（武则天和慈喜等女人控制皇权的情形）。外戚不能做高官，却属于特权阶层，一般官吏不但不敢与他们为难，还会时常巴结。
崇祯元年三月七日
我收到锦衣卫密报，陕西爆发大规模“游行”，“游行队伍”到处杀人抢劫，规模越来越大，原因是抗议政府在不适宜种植的年景不但不发救济粮，还残暴收税的无耻行径。
该来的还是要来啊！幸好我早有准备。
我以此为借口，将内阁大学士七人：顾秉谦、黄立极、丁绍轼、冯铨、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全部换掉，调任杨景辰、周道登、李标等七人，组成新内阁。又对七卿、六部尚书，也作了调整。魏忠贤的阉党遭到致命打击，朝野为之一振。
我对于陕西义军的政策是先由着他们，但不能让他们出了陕西，只有有一支义军出了陕西，就把他们全部活剐了，再把脑袋送回去，既然想乱，就在自己家乱，不能别的地方搅乱了。
我招来负责“陕西假起义”工作的赵铁同志，道：“让他们发动吧！”
赵铁同志躬身而去。
各位陕西起义的农民兄弟、叔叔、大伯……此下省略一千字，请勿怪小弟，怪就怪你们起义，怎么不学学人家福建人，同样是干旱无粮，人家怎么就扛住了。呃！这么说，好象有点无耻。
陕西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我再收税有点说不下去了，遂下旨免了山西、陕西、福建的一年赋税。
在朝堂上，户部尚书毕自严道：“皇上，如若停了这几省的赋税，朝廷用度恐有不足啊！尤其是军饷。”
本来我想请其自酬的，估计他也酬不来什么钱，最后八成是克扣军饷，现在形势比较吃紧，别再弄出军队哗变之类的事，那就麻烦了。只得自掏腰包了，补给他一百万两。
关于救灾，不是我见死不救，而是“皇帝家也没余粮啊”！当然你会说我有钱可以买啊，那只能说明你不懂经济学了，如果想救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的灾民，知道要多少粮食吗？说来吓死你。恐怕要湖广（湖南和湖北在明朝合称为湖广）产粮的一半以上，再加上输送途中的大量损耗，耗费惊人哪！
如果我没脑子真的去超量购买的话，粮价必然大涨，到时候就不是流民四起那么简单了，天下大乱也大有可能。
有人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告诉你当时明朝老百姓都吃什么，普通家庭除了家里的壮劳力可以吃一点“干粮”外，其他人只能喝粥，有人一喝就是一辈子，南方要好一些，也强不了多少。很多人始其一生都没吃过肉。
如果我大量收购粮食，就会有很多人连粥都喝不上。既然总要有人挨饿，我不如省点钱，用在更有用的地方。
明朝固然有种种弊政，但如此大范围的饥荒，天灾和人口过多也是主因。
有人说后来清军入关后，百姓的生活似乎好了许多。从一亿五千万被杀到不足四千万，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大为降低，生活能不好吗！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而已。
当时有个笑话，讲的是明朝有两个农民在闲聊。
一个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地主，天天有干馍吃。”
另一个嘲笑道：“就这么点愿望啊！我的愿望是当皇上。”
前一个农民道：“那你当了皇上，干什么呀？”
后一个农民咽了口口水，充满神往道：“不只我要天天吃馍，我还要我媳妇也天天有馍吃。”还挺浪漫多情的。
明末的近五十年里，天灾人祸不断，粮食极度匮乏，尤其是北方陕西等地，连着几年颗粒无收。
同年福建大旱，当地的民风极为彪悍，熬了一段时间，见官府没有救济的意思，纷纷卷铺盖跑路了，却没有闹出像陕西那样杀官夺粮的事来。
福建海盗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乘机从福建移民五万人去了台湾，以为根基。
就是这件事使郑芝龙的大名传到了我的耳内。
我看着东南沿海有关海盗的奏折，思忖，海上贸易油水十足，不能放过这条财路。
现在福建海面上说了算的应该是郑芝龙，广东沿海刘老香好象是“一哥”，……
这些海盗很奇怪，做了海盗，却又瞧不起这份有前途的职业，一心想被招安，想要封妻荫子、衣锦还乡什么的。只要朝廷肯给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他们就会争相来投。
我想了一下，觉得应该先见一见这帮海盗，再做打算。
郑芝龙，小名一官，字飞黄（或飞虹），福建泉州南南县石井乡x村人，明万历三十二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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