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曼出手后，仅仅用了两三天，就摸清了曰本人的态度。
“nec公司和东芝，都不打算出售最新一代光刻机，以及其他配套设备。他们愿意出售的设备，加工能力最多只能生产三四年前的英特尔80286系列cpu的水平
可是英特尔公司今年早些时候，都已经发布了80386，可见曰本人愿意拿出来的设备，是至少落后了一代的。更何况，曰本人在半导体工艺精度上本来就比我们美国企业还要强，英特尔只是我拿来举例的标杆，事实上都不能代表目前的最强工艺，曰本人卖的东西，比他们的尖端潜力起码落后了五年！”
施瓦茨曼很快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回传给了彼得森和顾骜。
同时，也到詹姆斯.贝克那边备案了一下之所以只是备案，是因为詹姆斯.贝克只是美国财长，理论上《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后续外贸怎么发展，跟他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李根总统那儿，会根据后续的外贸、逆差赤字走势，来评估詹姆斯.贝克这一系列操作的有效性，相当于是一个总统考核财长的kpi指标。
其实，历史上原本詹姆斯.贝克的kpi并不是很好，因为《广场协议》实施之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一下子缩小。
在85年最后几个月和86年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美国进口商的“削减进口规模”反应并没有那么快，买的日货几乎没变少，而单价却更贵了，所以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更大了。
这种滞后反应，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渐渐扭转，到87年全年，才完全实现压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所以，《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月，詹姆斯.贝克依然是提心吊胆的，他非常害怕李根总统把他喊去臭骂一顿：“你个蠢货搞了那么多小动作，怎么曰本人赚我们的钱越赚越多了？”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显得比詹姆斯.贝克还要淡定。
施瓦茨曼回报回来说“nec和东芝不肯卖最先进一代的设备”，顾骜也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加重筹码、加快谈判、至少先把结算方式和报价敲定。不要让曰本人以后借机涨价”。
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顾骜至少可以先把需求资金规模估算一下，然后大笔兑换日元放着，并且让施瓦茨曼跟东芝/nec敲定：“如果交易成立的话，应当以日元结算”。
因为如果用美元结算的话，到时候美元变得更不值钱了，顾骜就要亏钱。而提前兑换成日元的话，虽然广场协议已经生效了，不过最初这一两周，日元的升值幅度也才5，所以是可以接受的，顾骜提前兑换两三个亿美元的钱变成日元，为采购做准备，也不至于多出来。
如果拖到年底，日元就要涨30了，不是现在5能搞定的。
距离广场协议签订后大约十天，也就是进入10月中旬后，顾骜看詹姆斯.贝克和其他有关利益人员，也急得差不多了，便表示他想要离开美国，回中国一阵子。
“你回中国干什么？”听说顾骜要走时，詹姆斯.贝克居然亲自上门来劝说。
作为美国财长，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礼贤下士”了虽然，顾骜是基辛格的关门弟子，圈内地位也当得起这种交际。
面对对方的紧张，顾骜好整以暇地说：
“采购nec或者东芝精密设备的事儿，我在这里也是遥控。而且，施瓦茨曼并没有什么进展。我回国，说不定能中西合璧一下，结合国内的资源，看看这些企业有没有别的漏洞可以要挟。放心，我们会保持联系的，我一定把日系的半导体工艺要价打下来，咱们有共同利益。”
“你们对曰本人的情报工作，不可能比还强！”